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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疾人|那些年，社會康復走過的路( 四 )


2001年7月13日 ， 北京申奧成功 。 隨著北京奧運會和殘奧會的籌辦 ， 全社會逐步轉變“視殘為廢”的固有觀念 ， 無障礙設施覆蓋率得到提高 。 這一時期 ， 郭微被選派到北京奧組委醫療衛生處 ， 擔任國際殘奧委會醫療聯絡官 ， 主要負責北京殘奧會醫療保障工作 。 其間 ， 她主筆完成《殘奧會競賽、訓練場館醫療服務館院對接方案及醫療急救服務報告》《北京殘奧會通用政策》《北京殘奧會領隊指南》 ， 并參與編寫《國際殘奧委會年度報告》《北京奧運會和殘奧會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預案》等 。
這些工作獲得北京奧組委、中國殘聯和北京市委統戰部的高度認可 。 更重要的是 ， 伴隨著政府對殘疾人事業的重視和支持 ， 全社會逐漸消除對殘疾人的偏見和歧視 。 她心中泛起漣漪：“這些積極改變能傳導至科室嗎？”
然而 ， 回到醫院后 ， 郭微發現 ， 科室仍然了無生機 。 她曾猶豫過 ， 自己是否也要和其他人一樣混日子、等退休 。 可當她看到殘疾患者對社會康復和職業康復的強烈需求時 ， 還是決定要與科室一同展開自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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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見春風
社會職業康復科部分人員于2010年啟動“自救”計劃 ， 向中心提交“關于社會職業康復科功能定位”建議書 。 建議書分析了社會職業康復科的現狀 ， 指出科室的定位應在創造社會效益上 ， 單純以經濟創收為目標不符合中國康復研究中心的初衷 。
這份建議書雖有反響 ， 卻仍不足以重振科室 。 2015年8月 ， 掛帥科主任的郭微自費到成都市第二人民醫院參觀考察 。 “該院是雅安地震后由香港紅十字會資助的專業化醫務社工試點醫院 。 我們醫院雖是改革開放后首家 ， 但鑒于近年來我國著力建設專業化社會工作的大環境 ， 我們的專業化程度已明顯落后 。 ”她多次向中心領導強調 ， 長此以往 ， 中國康復研究中心在社會康復、職業康復領域的龍頭地位將不復存在 。 終于 ， 新上任的中心領導重新考量社會職業康復科的定位和發展問題 ， 決定以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作為雙重衡量指標 ， 并在人力和設備配置上給予支持 。
緊接著 ， 郭微急著恢復科室作為中國社會工作教育協會“社會康復與醫務社會工作”教學基地的身份 ， 與北京知名大學社會工作系合作 ， 重新建立教育實習基地 ， 提升中國康復研究中心在國內醫務社會工作領域的影響力 。 截至目前 ， 社會職業康復科已與北京農學院、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北京師范大學簽訂教育實習基地協議書 ， 教育實習工作逐步展開 。 與此同時 ， 社會職業康復科擔負起培養全國康復學科帶頭人及開展中西部地區遠程康復教育的重擔 ， 為首都醫科大學康復治療專業編寫教材并授課 。
有了前車之鑒 ， 郭微在借助院內資源的同時 ， 充分調動和利用社會資源 ， 進一步擴大社會職業康復科的社會影響力 。 比如 ， 與國際獅子會北京分會希望服務隊合作 ， 為住院殘疾患者舉辦3期計算機培訓班；與北京中途之家合作 ， 組織住院脊髓損傷患者參與生活重建小組；邀請殘疾名人來院進行勵志教育講座 ， 幫助殘疾患者重拾自信……有了社會效益 ， 經濟效益也隨之而來 ， 社會職業康復科創收能力明顯提升 。
如果說科室的絕處逢生是新上任領導重視和支持的結果 ， 那么如今科室的蓬勃發展則是我國社會康復和職業康復30余年本土化發展的必然結果 。 “疾病傷殘不可避免地與人類相伴始終 。 社會康復作為鋪設在殘疾人與社會之間的橋梁 ， 不會輕易塌陷 。 ”郭微如此解釋 。
事實證明 ， 郭微的直覺是正確的 。 隨著醫藥衛生體制改革不斷深化和經濟發展水平不斷提高 ， 人民群眾對醫療和康復的需求愈發迫切 ， 社會康復的功能也越來越凸顯 。 2000年以后 ， 全國高校大面積開設社會工作專業 ， 他們中有相當一部分進入康復及相關領域 。 2020年10月 ， 北京市衛生健康委出臺《關于發展醫務社會工作的最新實施意見》 ， 明確在醫療和康復領域發展社會工作的具體思路和實施辦法 。 2021年11月 ， 國家衛生健康委印發《康復醫療服務試點工作方案》 ， 確定北京市等15個省份率先開展康復醫療服務試點工作 ， 以點帶面 ， 帶動全國康復醫療服務快速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