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所說的“平治天下”和“君民共操”的法制國家是怎樣的？( 二 ) _健康小知識

法制規范，是所有人類國家文明存在的基本架構，就如同人體中的骨架的那樣。如果我們將國家文明視為是人的生命活體的那樣，那么，這個國家文明一旦運作起來，其就必然應該具備“自我預警，自我檢查，自我糾錯，自我恢復，自我更新”的五個開放和生態的政治功能。這就是說，在一個生態國家文明形態中，固然存在著首腦、五臟六腑、身體手足這樣的機體結構。
但是，首腦、五臟和身體手足，是一體的，并非就存在著什么必定的“尊卑”和“貴賤”秩序，所以，將法制僅僅視為是首腦君主們的專制權柄，將執法者的統治者視為是政治國體之上和之外的專制權柄者，這簡直就是在自殘了！難道沒有五臟六腑和手足，人僅僅依靠首腦的存在就能夠活命的嗎？由此可見，中國古代的主要由法家創造的國家文明理論和實踐，從一肇始起，其就存在著內部不可克服的悖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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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就是為什么中國古代王朝始終超越不出“其興也勃，其亡也忽”的歷史怪圈的政治文化理論原因；也就是西漢末期的思想家揚雄在一針見血指出了秦國的“人砥”政治特點以后，他評論秦國亡國是“亡秦乎，恐秦未亡而先亡矣。 ”的原因。這就是說，君主專制本身，君主特權超越國家一統法制之外，就是破壞國家政治生態的“自殘”表達！之所以人類國家文明中存在著“良法”與“惡法”之分，關鍵就在于指導國家法制和法治的法學宗旨中所體現出來的“國本”觀念。
這就是說，制定法制和實施法治的政治家們如何看待一國之本？將決定著該國之法的“良、惡”！目前，一些人誤以為中國儒家是倡導“民本”的，其實，縱觀中國古代儒家文獻就可知，沒有哪個儒者說過國之本是民的，《禮記·冠義》說：“重禮所以為國本也。 ”《孟子·離婁上》說：“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但是，《商君書·畫策》卻是明確說過：“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勝強敵者，必先勝其民者也。故勝民之本在制民，若冶于金、陶于土也。本不堅，則民如飛鳥走獸，其孰能制之？民本，法也。 ”
由此可見，中國古代的“民本”概念，最早是由法家提出來的，他們所說的“民本” ，是將國家社會中的人民群眾與冶金、陶土中的產品原料相類比的，也就是說，商鞅等法家視統治者的治國，就猶如工匠冶金和制陶一般，在商鞅的眼睛中，國中之平民百姓，就類似于工匠冶金時所用的材料礦石和工匠陶冶時所用的材料陶土一般。所以，商鞅又進一步詮釋了“民本”的本義是：“法令者，民之命也，為治之本也，所以備民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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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國后期和大秦王朝早期的韓非子雖說是儒家荀子的學生，但是，他的思想，卻主要繼承的是商鞅的法家道統，或者說，戰國時代的儒、法二家，本來就猶如一對連體李生兄弟一般，是你中有我與我中有你的。韓非子可謂是將秦國和法家的法制法治的政治本質是一語道破了，即， “圣人之治民也，先治者強，先戰者勝······主之所以尊者，權也” 。雖然出身于儒者的韓非子比商鞅更加重視“勸民”的禮制和禮治，他也比商鞅更加重視國家文明中的“民心”作用。
但是，他所說的“專舉公而私不從，賞告而奸不生”的禮治，是為君主至尊和專權目的所服務的。說白了，韓非子可謂一語道破了儒家的禮制禮治是為法家的君主專制政治所服務的本質。而且，韓非子與商鞅一樣，都是將國家社會中的人民群眾看成是“夫民之性，喜其亂而不親其法。夫民之性，惡勞而樂佚”的，所以，韓非子的治國理念比商鞅更加極端，商鞅好歹還說過“民本，法也” ，到了韓非子這里，他就不再遮掩地說“國本”就是“法者，王之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