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所說的“平治天下”和“君民共操”的法制國家是怎樣的？ _健康小知識

善與惡，本是一組彼此不分的人類認識理念。
商鞅的思想毛病，就在于他一直沒有建立起萬事萬物相對存在的哲學觀！通過對商鞅法學思想經過剖析，就可知，國家理論的基礎之一，是人性論，而人性論的理論基礎，則是哲學世界觀。所以，要構建出好的國家理論和實踐，政治理論家們必須要對人性和世界本義有個正確的倫理學認識和哲學認識。應該說，當年的商鞅還是看到了國家文明中的法制和法治的基本特點理應是君民共治的，即，制定法制和執行法制的統治者，應該被包含在這種法制法治之中。
這就是說，盡管商鞅當年沒有明確說出法制國家的存在前提必須是“人人平等”的政治文化習俗，但是，縱觀商鞅當年之所以要在秦國中發動廢除舊世襲貴族封建莊園及奴隸制度，他且實行了一系列不問出身而平等論功行賞的新封爵的變法措施，說明當時的商鞅還是實際上感覺到了法制國家的存在前提必須是“人人平等”的這個重大國家文明理論實踐問題的。
但是，商鞅畢竟受制于秦所處的戰爭歷史時代局限和他的官吏身份局限，因此，他在大力贊賞“平治天下”和“君民共操”法制時，他也同時在極力推行人與人之間的政治身份貴、賤有序的國家社會制度，更為重要的是，商鞅平生都在自相矛盾地極力推行君主專制的法制法治。真正的法制和法治國家文明，必然事先存在著一系列“人人平等”的制度文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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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要實現商鞅所說的“平治天下”和“君民共操”的法制法治國家，就必須事先取締國家社會中的一切特權階層的貴族和統治者所享有的法外特權，即使是國家社會中不得不存在的君臣、官民、師生、父子、夫妻、上下級、長幼等社會尊卑倫理秩序，也應該確定和劃分出這些尊卑倫理秩序的特定運用范疇，在特定范疇之外的國家社會文明文化領域中，人與人的關系必須是“人人平等”的。
今人應該看出，先秦的商鞅等法家在構建法制和法治國家文明形態時，他們一邊在粉碎舊的世襲貴族制度，與此同時，他們又在制造新的貴族和新的特權階層；商鞅在大力推崇和建設新的國家社會尊卑倫理制度時，他甚至把君主專制專權推崇和運用到了中國歷史上的極端，他且強詞奪理地制造了許多君主專制的理論。這樣的國家文明建設，就如同一邊在建設大廈，又一邊在破壞大廈基礎的那樣，就如同強行把水、火混淆起來制作“水火大饅頭”的那樣，非常的悖論！
商鞅之所以推行國家法制和新設立官爵制度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他一語道破了自己變法的政治用意，他說：“刑人有列，則君子下其位；衣錦食肉，則小人冀其利。君子下其位，則羞功；小人冀其利，則伐奸。故刑戮者，所以止奸也；而官爵者，所以勸功也。今國立爵而民羞之，設刑而民樂之，此蓋法術之患也。故君子操權一政以立術，立官貴爵以稱臣，論榮舉功以任之者，則是上下之稱平。上下之稱平，則臣得盡其力，而主得專其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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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可知，商鞅變法的理論實踐，始終存在著一種國家文明的內在機理悖論，即，他既希望通過法制能夠實現“上下稱平”和“君民共操”的新國家文明形態，而且，他也看到了這樣的“人人平等”的國家文明形態，可以最大限度地激發出國民的奮進和創造，從而使得國家快速富強壯大。但是，商鞅變法的根本目的，卻又是要讓君主統治者能夠“主得專其柄” ，這樣，商鞅就一邊在推行法制法治，又一邊在推行極端的人治和君主專制，所以，商鞅的變法自始至終都是自相矛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