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三年后，如何面對親密關系中的「次生災害」？ _健康小知識

最近刷朋友圈，有人拍攝晚高峰的馬路上車燈閃爍，有人記錄和伴侶時隔三年終于出門旅行，不禁讓人感嘆，正常的生活終于慢慢回來了。
但同時，我們也感受到疫情三年遺留下的問題，還沒有完全恢復。那些充斥在人與人之間的、愛與愛之間的張力和挑戰，依然存在。研究發現，新冠疫情給親密關系帶來了多維度的激增壓力源，總的來說，分為以下幾類：
·疫情的“次生災害”引發的現實壓力：
環境的不確定性，例如經濟影響、失業和不穩定的住房，給關系帶來了重大的外部壓力，此外，也有不少伴侶因客觀原因不得不經歷異地或者現實問題引發的對關系的重新評估。
在這樣的背景下，對未來的迷茫、捉襟見肘的金錢問題以及由此引發的權力爭奪都給關系增加了一層烏云密布。
·長時間居家工作生活引發的沖突升級：
無法區分工作和生活的邊界，共享空間的增加與私人空間的減少，共處一室不得不面對各種日常瑣事的“極限挑戰” ，激增的家務工作與育兒分工帶來了新的現實壓力，盡管居家辦公逐漸成為“過去式” ，但引發的沖突升級可能給關系埋下了一顆不和諧的種子。
·疫情引發的個體心理壓力：
自己及身邊人健康問題引發的死亡焦慮，不穩定的環境引發的屏障失靈與“替代性創傷” ，由此激活的個體無意識的防御反應（如神經質重復和強迫性行為）和未解決的童年議題（不安全依戀模式）等，都使得個體的心理壓力激增，甚至精神疾病惡化
其實，壓力并不一定會導致關系質量下降
【疫情三年后，如何面對親密關系中的「次生災害」？】我們應對突然的外部壓力，會經歷一個不同壓力反應的過程，心理學家Selye(1956)將壓力反應描述為三個不同的階段：
第一階段是警報。在這個階段，個體會感知到危險（此時，危險并不一定是現實意義的危險，泛指由不同壓力源帶來的刺激），身體產生應激激素，如腎上腺素和皮質醇。
第二階段為阻力。一些心理咨詢師也會將其稱作防御，這個階段，個體將會發展耐受性以適應壓力帶來的痛苦。
第三階段Selye稱為精疲力盡，類似于Kris所說的應變創傷。精疲力竭時，焦慮或情緒耗竭的程度會達到人們無法再用自我功能和防御機制來管理它的強度。他們不知所措，功能失調，并且可能會經歷一般的身體痛覺。
在Selye的模式中，應變創傷涉及從抵抗到疲憊的轉變，不同階段均包含了神經遞質與激素的過度分泌。
尤其在第一和第三階段時，下丘腦-垂體和腎上腺激素大量產生，邊緣系統激活，引起身體過度警覺和超負荷，在這個時期中，個體更容易表現出易激惹的行為，在親密關系中，更容易表現出破壞性的應對狀態。
了解我們在應對壓力過程中不同階段的影響，對身處其中的自己或者伴侶會產生更多的理解。
但是，壓力一定會導致彼此的攻擊和關系的破壞嗎？
并非如此。
因為作為共同面對激增壓力源的一份子，伴侶可能是彼此唯一的支持系統。這可能會帶來心煩意亂，也可能會讓關系更親近。
一方面，激增的壓力對親密關系帶來了挑戰和負面的影響。疫情期間，一些親密關系經歷了關系質量的大幅下降，甚至關系的破裂，被稱為親密關系幸福指數的“疫情下降COVID-DIP” ，研究者認為，這可能與高水平的外部日常壓力會導致內部壓力有關。
而另一方面，一些夫妻可能從危機中受益。近期，美國一項大范圍的調查顯示，在不同家庭生命周期中的伴侶中， 56%的伴侶關系報告了親密感上升。研究者認為，這可能因為伴侶在疫情期間將共度難關視為重新建立聯系和重塑關系的機會，從而以積極的方式應對沖突。